按语：近日沉浸在抗震救灾诗歌的热血潮涌中，对2008高考悄然未觉。直到接朋友电话询问，才找来《北京晚报》刊登的高考作文题细看。惊诧之余，不免为今年的北京考生们捏把汗。如此故弄玄虚的考题，不知2008北京高考作文将如何评分？在决定无数考生前途命运的竞技场上，这样的考题带给我们的，已不仅仅是失望，更有一种担忧和焦虑。

2008年北京高考作文题：

在课堂上，老师拿了一个玻璃杯，里面放了一个大石头，差不多和杯子一样大，老师问大家：杯子满了吗？一个学生回答：没满，还可以放沙子。待学生放完沙子，老师又问：满了吗？全班同学回答满了，有一个男孩却回答没有满，还可以放水。老师笑了，接着把沙子和石头倒出来，杯子是空的。这回老师是往杯子里放沙子和水，然后问大家，杯子满了吗？如果要放石头进去，该怎么放？男孩就把杯子里的沙子和水倒出来，先把石头放进去。

　　老师让学生们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们各抒己见：

　　观点一“看起来到了极限，其实还有很大空间”

　　观点二，做事要有一定的顺序，应该先放沙子

　　观点三，对，分量重的事应该先做，比如大的石块应该先放进去

　　观点四，不一定吧，先放沙子和水也未必不可……

学生根据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除诗歌外体裁不限。

这个材料题，初看不知所云。一系列没有规律和秩序的填充，究竟要将考生的思维引向何处？我以为，这个作文题有三点明显缺憾：

一．逻辑模糊混乱，既缺乏严密性，也缺乏科学性。

在题目中，“满”作为材料的题眼，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并未给出界定的条件。试问：“满”的含义是什么？是在杯子中装入最多质量的物体还是最大体积的物质？“满”的对象既然是杯子，那么杯子的形状能不能改变？或者，如果在杯子底部打一个洞，结局会怎么样？这些情况材料中都没有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说，杯子可以装满。但同时也可以说，杯子永远都装不满。再者，如果我们把杯子彻底打碎呢？那么按佛教说法，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装入杯子，而仍然不会“满”。关键是，对上述可能产生的思维走向，考题都没有明确限定。没有前提，也就没有了是非，没有了逻辑规律。那么，面对如此模糊题目，学生的思维究竟是自由了？还是更遭束缚了呢？考生们“扣题”、“跑题”的标准又当如何评断呢？有报道称此题为“蹩脚的脑筋急转弯”，读罢全题，此言不虚。

二．更值得忧虑的是，此题不仅很难激发学生心智，反而会引出故作深奥、不知所云的玄虚文风。

首先，材料缺乏新颖度。不少考生表示在作文网站看过类似题目，一些老师也认为“给出的材料并不新颖”。河北一位教师甚至贴出了押中类似作文考题的试卷。押题如押宝，材料似曾相识，高考评分最起码的公平原则也就无从谈起。

再者，就算不考虑考生们是否看过类似考题，学生们要想写好这篇作文也颇为艰难。面对叙述混乱的材料，很多成年人都如堕五里雾中。我个人感觉，读题后思维冲击力无从激活，更谈不上激情爆发；而考生们在限定时间内，更难免一头雾水。但既然是高考作文题，考生们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其结果，无非是采用“扯”的战术。程度好的学生，可以借题发挥“扯”到海阔天空；而程度差的学生，则无从下笔或者“胡扯一通”。关键是，阅卷的评分标准是什么？考生要想得高分，究竟要“扯”得更远，还是“扯”得更近？要扯得更“玄”，还是扯得更“稳”？难怪有媒体称：“学生们不怕难题”，但“此作文纯属找茬类型。”

力挺该题的北京教师说，此题是新课改的成果。我没有看过北京课改后的语文教材，但这个说法，却让人很难接受。如果新教改的成果还如此资源匮乏，如此缺少新颖度，甚至“克隆”作文网站上的题目，难道还不令人担忧吗？

第三，“高考作文不成文规定”回避社会热点，让人不敢苟同。

据一位北京特级教师介绍：“高考从来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高考作文从来不跟社会的热点。”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知始于何时何地，但实在让人不敢苟同。

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其原则是择优录取。这里的所谓“优”，绝不应是空谈务虚和押题押宝的优胜者，而是对考生才智、学识、境界、情怀的综合考核。历史上的科举，虽然屡受褒贬，但仍能以选才用才为方略，用感时忧国的题目激发考生潜能；考场中选拔出的，是一个个匡扶社稷、吞吐大荒的杰出人才。

南宋宝祐四年，一场科举开始了。试题要士子们为遭受外患的大宋出谋划策，化解危机。这道考题选拔出了一位名至实归、光耀千古的状元，他就是文天祥。从“辛苦遭逢起一经”的青年学子，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宋丞相、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的考试都如此圆满。今天，他的道德情操和坚韧骨骼仍影响深远，东南亚甚至有“学习文天祥，振兴新加坡”的口号。我不想引用那个长达500多字的考题，但实践证明，这道切入“时事热点”的题目，确实出得漂亮，出得高明，考出了学生的国家情怀、道德境界和社会实践力。文天祥用他的热血生命，写出了一份无愧状元的标准考卷。

即使到科举制度走向没落的晚清，感时入世仍然是考察人才的重要标准。1895年的状元骆成骧，殿试名次原列为第三名，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君忧臣辱；君辱臣死”，适逢甲午大败之后，刚刚经历公车上书的光绪皇帝大为感动，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特地亲手拔至第一名状元。

中国学术最优秀的传统，就是“经世致用”。难道今天的高考人才战略，还比不上封建时代的皇帝吗？

其实，相比北京考题，今年的全国各地高考作文题颇多精彩之处。其中六个省份的大作文命题直指四川大地震，全国高考一卷的题目尤其可圈可点。上海的“他们”，更赋予考生观察社会、关注他人、体现人文关怀的广阔思维空间，这样的考题，很容易调动考生真实的震撼和纯洁的感情，以激情、感动和思考，支撑写作。

抚今追昔，今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留给我们太多的焦虑。期待正在进行的高考阅卷，能够尽量标准清晰、评分务实，给予考生最大的公平。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的7.8级强烈地震，使我们又一次亲历了民族的灾难与顽强。国家在救援，政府在行动，社会在呼唤，海内外华人在殷殷瞩望。天灾考验着每个中国人的意志和良知。面对灾难，我们是选择惊慌无奈、怨天尤人，还是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

看到震区受灾的惨烈状况，看到无数热血沸腾的救援长流，看到温总理在灾区的劳碌身影，我们不能再置身事外。身为作家，我们不仅有眼泪，有祈祷，有焦灼和无奈，更有真诚的心和手中的笔。我们不能冷眼旁观，而要切实行动起来，用手中的笔记录同胞的灾难，记录生命的痛感和民族的伟大。

有两则网上的博文，使我深深感动：昨天深夜，地震后的成灌高速公路上，几百位出租车司机拉着应急灯，奔赴都江堰灾区，“这些平时为了一公里，一块钱与你斤斤计较的人们“，此刻却用无私无畏书写了一首最美的诗；而昨天在成都街头，无数自动牵起手的妇女，则用温暖的体温抗拒突然降临的灾难，保护街头分娩的产妇，拥抱着一个小生命的灿烂到来……

在死亡面前，生命如此博大，如此高贵。这就是值得骄傲的中国人：平日里的芸芸众生，素朴无华如大地般厚实，在天灾面前却能挺身而出，多难兴邦。这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人、兄弟姐妹——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平民英雄。用笔为这些英雄立传，将是怎样的幸福与自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来就在灾难中催生，当远古时代遭遇“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柱折，地维绝”的毁灭性灾难时，我们的祖先没有惊慌失措、迁徙逃避，而是挺身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疏导天下江河归于大海、奠定了九州华夏的沃野田畴。大禹治水和女娲补天，从此成为中国人最神圣的记忆。我们这个民族，平时有着山一样的静默安详，仿佛沉默不语；但在灾难袭来时，却能爆发出亮彻宇宙的光芒。

此时此刻，灾难还在肆虐，疼痛还在继续。无数走向抢险前线的人们，无数等待救援的勃勃生命，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痛觉神经。13亿次鲜红的心跳合成一个强悍的声音：同抗天灾，祈祷幸福。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动人的呼唤，那些泉涌般的博大关爱，那些磐石般的永恒真诚，正等待着我们去书写。今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中国，全世界都迫切等待着中国的声音。作为中国的作家，我们应该发出民族的呐喊，用手中的笔，表达民族的信念和尊严。今天，许多朋友已经行动起来，用笔写下民族抗灾的华章。虽然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作家的声音是个体而微弱的；但我们众志成城，却坚不可摧。

在此，我想向所有热爱生命、关爱同胞的作家朋友们倡议：在这个民族遭遇灾难的时候，我们每个作家和诗人，都拿起自己的笔，为灾区的同胞，为所有抗灾的勇士，至少写下一首诗，一篇文章，一段思绪，用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深入读懂我们这个民族——读她在灾难中的坚刚，读她在痛苦中的顽强，读她在悲痛中的激情和热力。我们心血凝成的文字，将不是游戏人生的消费文学，不是娱乐时代的“浅阅读”，而是对民族的深度解读，是用笔为尺丈量出民族在苦难中的精神高度。此刻，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在一个民族遭遇灾难的时候，她的诗人和作家，是和母亲站在一起，感同身受，风雨同舟。

灾难中，让我们拿起笔，记录民族的疼痛和坚强，祈祷幸福，感动上苍！

  毫无疑问，《色戒》已成为2007年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堪称年度“色情大片”之最。然而，在国人认为“性”最开放的美国，《色戒》这部色情大片却连遭惨败。先因“赤裸裸表现性”被定为NC-17级；继而被奥斯卡奖拒绝，申报洛杉矶、华盛顿、波士顿及纽约等影评人协会奖，都名落孙山；《纽约时报》影评人Manohla.Dargi更明确指出：“《色戒》用‘性’膨胀了张爱玲的原著”；进入12月，多家媒体报道：“《色戒》北美票房惨败，仅为亚洲十分之一”；2007年终盘点，美国网站选出的2007年度“最令人失望电影”，《色戒》赫然名列其中……可以说，不论票房、口碑还是获奖，《色戒》在美国都以惨淡收场。岁末反思，大陆传媒对《色戒》的一片称赞喝彩之声，与美国等西方社会对《色戒》的坚决说“不”，形成了鲜明对比。

《色戒》谢幕之际，另一部大片《集结号》横空出世，以战争和牺牲震撼贺岁片市场。下面，本文准备对两部影片的精神核心、人物塑造和历史观进行比较。

一.《色戒》PK《集结号》：女性器官高于国家与军人责任高于求生本能

《色戒》以“色情+金钱”，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女性器官高于国家。这也是李安导演的理念。要女性器官，还是要国家？要性欲+金钱，还是要民族与道义？抗日志士王佳芝被易先生强暴，竟有了阴道快感，竟然产生愉悦萌发爱情，最后竟然背叛了国家和责任。仿佛对女性而言，越是凌虐，越是快乐惬意。更值得注意的是，色戒之“色”，不是一般的黑社会无间道式情色，而是在民族抗日的历史大背景中。于是，《色戒》把中国抗日女志士塑造成下贱的性受虐狂，这不仅是从男性霸权视角，断定女人被强奸会产生快感；更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霸道地寓言中国人是欢呼凌辱的，越凌辱越有快感。因此，美国《纽约时报》才指出：“虽然这是一部讲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走狗和中国年轻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的敏感题材电影，但中国人的反应依然非常火爆，这是由于中国中上层的欲望正喷涌而出。”应该说，色欲和金钱欲都属于人的本能欲望。王佳芝因阴道快感爱上汉奸,因一颗钻戒出卖爱国团体,实际是动物本能高于人性的理智和责任。

而《集结号》的主人公谷子地和九连战士们，则是平凡甚至卑微的英雄。影片前半部用出色的音效、逼真的战争场景，集中轰炸观众视线，把战争血肉模糊地推进到当代人面前。九连作为一个英雄群体，在惨烈的阻击战中，没有人撤退，没有人逃跑，也没有任何人动摇投降。虽然他们有最大的求生欲望，和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吕宽沟那念念不忘二亩半土地的“回家”心愿，王金存那温柔的层层家信，焦大鹏幻觉中的集结号……连最固执的连长谷子地，都承认：“头上飞子弹，裤裆里钻炮弹，谁不怕？”《集结号》的九连英雄们，就是这样一群普普通通的士兵，一群最平凡的常人，最高级别也只是连级干部。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莽撞、愚钝、懦弱……但他们却在血肉横飞的死亡面前，选择了坚守阵地的军人职责。正是这种军人的职责，正是这种人性高于动物性、高于求生本能的高贵绚烂之处，使他们从普通人变成了英雄。

于是，我们看到两部影片的不同：《色戒》强调动物性高于人性，女性器官高于国家；《集结号》则张扬人性高于动物性，军人责任高于求生本能。如果说，《色戒》是人性向下的滑落和投降，《集结号》则彰显了人性向上的飞升；如果说，《色戒》是地狱中阴暗的人性，《集结号》则表明每个平凡的灵魂，都可以升入天堂；如果说，《色戒》展现了人的欲望，自私和变态，是人性向动物性的妥协；那么，《集结号》则表现了人的信念、无私和责任，是人性对动物性的超越。

《色戒》想说明：所谓的满腔热血，所谓的爱国志士，所谓的人性高贵，在强大的色情欲望和动物本能面前，彻底失败了。而《集结号》告诉我们：卑微的小人物也能够因人性高贵而成为英雄，所有牺牲都不会湮没，所有牺牲都是不朽的。因此，在艺术色调上，《色戒》是阴暗灰色的冷色调，恰好对应李安所说人性的灰色地带；而《集结号》的色调是温暖的。虽然军人的灰色军装、坦克炮弹是冷色的，战争和死亡也是冰冷的，但战火中的兄弟情谊，牺牲者妻子对丈夫的坚贞爱情，以及幸存者谷子地对46个战友的承诺，却使影片显得温暖多情。

二．《色戒》PK《集结号》：亵渎英雄与寻找英雄

《色戒》不仅把抗日女志士王佳芝丑化为性受虐狂，能为一颗钻戒出卖锄奸计划、出卖爱国团体的女人，而且还丑化了一群爱国者。在这个抗日团体中，每个人都心态阴暗面目可憎，成了李安导演下的一个个所谓“爱国贼”：团体负责人老吴，在指令王佳芝承担色诱的危险任务时，冷酷地烧掉了她的家信，完全把她当成色情工具；旷裕民承诺对王佳芝的爱情，却眼睁睁看着她遭受性虐，无动于衷；而对旷裕民有情的赖秀金，则出于女性阴险的嫉妒，促成王佳芝的色诱计谋，以切断她和旷裕民的爱情……李安的《色戒》，就是塑造了这样一群卑微自私的所谓爱国者，以愚蠢可笑的行为，展现民族抗日。因此，才有那么多观众对《色戒》表示愤怒，抗议影片对抗日烈士的丑化，对民族英雄的亵渎。

与《色戒》的亵渎英雄相对，《集结号》则是一个英雄诞生的过程。在电影中，英雄的诞生是分前后两个叙事段落展开的。

其一，战争中群体英雄的诞生。

在惨烈的战争中，任泉扮演的指导员被炸成两截，姜茂材与坦克同归于尽，胆怯的文化教员王金存，用死亡证明自己没有给九连丢脸……《集结号》用一个个真实而平凡的牺牲，引导我们解读英雄，体验英雄。当九连除连长谷子地之外全体阵亡，影片的第一部分英雄诞生也就完成了——46个普通的战士，升华为代表中国人血性的群体英雄。

其二，谷子地作为悲剧英雄的自我诞生。

谷子地奇迹般生还，影片进入第二个段落——寻找英雄。虽然有人说后半部分节奏拖沓，但我以为这正是《集结号》的重量核心所在。影片最打动人心的，是谷子地为46个牺牲者讨还公道的过程。尘封在煤堆下的烈士尸骨，那么牵动人心，那么沉默无奈，但这个偏执的退伍老兵，却坚决地用余生寻找英雄，同时也在寻找中完善了自我。当他爬上煤堆独自挖掘牺牲者遗骨，被周围人称为“疯子”时，我感觉泪水充溢了眼眶。经典的镜头语言，将渺小的个体与巨大的煤堆构成强烈反差，使主人公成为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悲剧英雄。最终，影片用温暖的人性抚摸，战胜了这种绝望与孤独，当烈士证明和迟到的军功章出现在画面上，当集结号在九连烈士墓地前终于吹响时，观众压抑已久的泪水终于得到释放。

谷子地最终没有挖到兄弟们的遗骨，有观众对此表示遗憾，但我想这正是影片最精彩之处。对于英雄而言，荣誉、功过、甚至委屈，都已毫无意义。英雄们已经完成自我，融入了大地，成为这块土地的脊梁。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埋着他们的精魂，有着他们的血脉和呼吸。因此，中国——这片土地，才如此厚实，如此温暖，如此坚不可摧。

三．《色戒》PK《集结号》：颠覆历史与唤醒历史

支持《色戒》的一位学者说：“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联系着我们怎么讨论这段历史，讨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加害者和施害者，怎么去叙述诸如汉奸这样的历史概念。”《色戒》被轰然叫好，正是这种历史价值迷乱的表征。李安自己曾多次强调，《色戒》就是要“抢救历史”。然而影片中，一切都是冷漠、灰暗、模糊的。历史的热血、正义和良知被冷却，成为一个地狱般的黑暗世界。在这个模糊世界中，人性的善恶是非不再明晰，只有欲望的合理性。于是，易先生当汉奸成了无可奈何，王佳芝出卖同伴因为爱到深处；汉奸被人性化，而爱国者被妖魔化；一切都没了是非，一切都是为了自我，只有情欲和钻戒隐喻的金钱欲是真实的。《色戒》正是这种通过性欲＋金钱的个人欲望，颠覆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最终颠覆了历史是非。关于《色戒》的历史观，支持李安的徐慨，在自己博文中一语道破：“在很多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我们都不主张使用单一的标准去解读……以致于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逃不过重新评价。”原来如此！《色戒》就是要重新改写历史，把黑白善恶颠倒过来重新评价。由此可见，激情床戏只是《色戒》之壳；而影片真正的内核，则是颠覆民族抗日历史的欲望。

电影《集结号》的核心，则是唤醒历史。影片开始，高度俯瞰的镜头、类似方尖碑的墓碑与白雪，通过经典的画面特写，将观众拉进历史，拉进1948年初冬的淮海战场，拉进这群朴素而平凡的战士。影片结尾，集结号吹响，烈士墓碑再度被长镜头拉伸，恢复到开篇的俯瞰画面，历史也随之远去。整饬的电影结构，令人在艺术的震撼中，被拉到历史的盲点，唤醒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唤醒沉睡在历史深处的无名英雄。影片的第二个手段，则是用宏阔惨烈的战争场面，唤醒观众心灵中的历史。当代都市人在和平繁华中享受太久，被消费主义的软性文化浸泡太久，战争已经遥远到仿佛是网络游戏。因此，《集结号》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战火硝烟，血肉交迸地集中轰炸观众视线，猛烈震撼观众麻木的视觉神经，使人们相信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战争。影片唤醒历史最核心的部分，则在后半部寻找英雄的故事中。在这里，谷子地寻找的，已不仅是46个弟兄的遗骨，更是一段沉默的历史，一场悲壮的战斗，一个关于英雄诞生的神话。谷子地的固执与孤独，象征着历史在今天被遗忘的残酷命运，象征着和平年代寻找英雄的艰难。除了谷子地以外，没有人相信这里曾发生过战争。然而，主人公谷子地却用个体的力量，几乎绝望地抵抗着历史的遗忘。

当影片结尾，集结号终于吹响时，我们坚信：历史不会被遗忘。

 ——从李安导演金马获奖感言谈起

 阎延文按语：电影《色戒》激情上演以来，媒体始终一片喝彩。就在观众以民族历史大是大非，批评《色戒》主题时，一些媒体仍不遗余力，竟为台湾金马奖连续直播7小时，标题赫然写着:百万观众争看金马奖，为《色戒》获奖助阵。似乎《色戒》得了奖，就是吹捧《色戒》的评论家们得奖，就是为《色戒》轰然叫好的媒体们得奖。如果《色戒》没有得奖，恐怕这些媒体和评论家们会顿足捶胸。幸亏《色戒》拿回了几个奖项，他们才没有抱头痛哭。可悲可叹的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级大奖有此壮观的情景。金马颁奖现场，李安导演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色戒》定义——“孽障”。面对这个佛学术语，我们似乎也要睁开一双佛家的眼睛看《色戒》。我不是佛门弟子，只能尝试着对其解读。幸好佛门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也就不揣浅薄了。问题在于：李安为什么称《色戒》是“孽障”？《色戒》之“孽”，又当如何化解？

一．《色戒》缘何称“孽障”？欲望彰显的人性之毒

1. 李安金马感言：《色戒》是“累世的孽障”

刚刚落幕的台湾金马奖，某些媒体近7个小时的直播，除狂呼“金马奖成了《色戒》表彰大会”之外，似乎并无可言。其实，正如有的博友所说：在台湾新闻局已颁发《色戒》2000万奖金的情况下，《色戒》获多少项金马奖，已全无悬疑。在奥斯卡奖、香港金像奖先后被拒，金球奖也希望甚微时，总算为李安争回了一点面子。

然而，李安导演却没有了在威尼斯的兴奋。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表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我只是有股冲动，好像是累世的孽障，不知道为什么要蹦出来。”被媒体渲染为获奖神话的李安，此次感言既不谈《色戒》的人性与艺术，也不渲染影片的成功，甚至不再像手捧金狮那样“激动万分”。他出人意外地用了一个佛教术语——“孽障”。我以为，这恰是导演李安的心理独白，也希望成为他自省的开始。

2. 解读《色戒》之“孽”：人性之毒与欲望暴力

 “孽障”作为佛教用语，应写作“业障”，是人无法克制内心欲望造成的罪业。佛教提出“贪痴嗔慢恨”人性五毒，是世界上各种罪业的源泉：战争，杀戮，奸淫、血腥……一切丑恶现象，都源于人的欲望爆发。大乘经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种被贪著之心、嗔恨之心、痴妄之心笼罩的欲望，就是“孽障”的来源。

《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本来就有作者误嫁胡兰成的阴影存在。那场错误的爱导致张爱玲后半生颠沛流离，诚如夏志清教授所言以“超人才华”却落得“绝世凄凉”。对胡兰成的短暂错爱，误了张爱玲的一生；恰如王佳芝被瞬间错觉迷乱，丧失了生命。小说艺术并非完美，篇末更只剩下“来不及了”的感慨，发出一种“错错错”的叹息。而张爱玲笔下的这种“错”，却被李安用激情戏误读成了“对”，又被评论者欢呼为人性的“伟大”。于是，“累世的孽障”爆发了。用佛家说法，这是电影改编的孽缘。

其一，《色戒》电影本身的孽障：色+戒的狂欢。

《色戒》一色惊天下，对“色”的暴露已到极点。无论媒体报道还是坊间谈论，激情、裸露、出位、回形针体位，都是关键词。激情戏已成为影片最大卖点，因之被美国定为NC--17级；德国认为“已到了色情片的边缘”，香港定为三级片，韩国定为18岁以下不得观看……无论东西方文明，似乎都不看好《色戒》这种赤裸裸的性表演。而在佛家而言，无节制的性欲正是“孽障”的主要根源。《楞严经》说：“如不断淫，必落魔道。”笔者在《再批《色戒>:撕碎人性与轰毁艺术》一文中，曾提出“在《色戒》中看不到人性至上，而只能看到魔性至上。”今闻李安导演“孽障说”，看来自己的感觉是对了。这魔性，正是《色戒》的色情之孽。

其次，《色戒》主题错位，以电影艺术承载颠覆历史的欲望。

李安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可见，李安导演的兴奋点不是艺术和人性，而是一个主题先行颠覆抗日史的欲望。正如支持《色戒》的某位评论家解释说：“现代中国历史充满政治，支配着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被政治历史操纵的工具。所谓爱国其实是虚假命题，只有阴道快感是最真实的。”应该说，这种“工具说”，这种“色+戒”的欲望定律，狠狠挑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令《色戒》是非颠倒：“汉奸成了英雄，英雄成了婊子”。因此德国资深影评家丹尼尔.克腾殊特才一语道破:“情欲在此只是隐喻的平台。”《色戒》隐喻的，正是这种“色+戒”的孽障主题，是“性欲+金钱高于国家”的欲望表达。

 其三，大众媒体和评论家的轰然叫好，将《色戒》之“孽”放大给中国大众。

正如李安所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我只是有股冲动。”的确，导演个人心中的业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孽障转换成电影，通过最强悍的大众传媒，经过6800万网页的海量预热、传播、炒作和推广，将色欲+金钱的欲望之孽，突出地放大到中国观众面前。因此，才有博文写道：“李安的电影是一个核爆炸”，也有评论说《色戒》“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星火四溅。”这火，是以“色+戒”的欲望之火，它撩拨着人们心底的欲望，从天而降杀气腾腾。回顾电影《色戒》的疯狂造势，虽不能说群魔乱舞，但确实有些走火入魔。

《色戒》上映以来，以“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性交、性虐演绎，透过色情为噱头的商业操作,通过大众媒体的一致口径，挟轰轰烈烈的造势宣传之威，“色诱”中国大众，使之跪拜在性欲+金钱的欲望脚下。同时，影片本身的商业运作也充满欲望话语：金钱欲望＝票房欲望，票房欲望＝情色欲望，情色欲望＝获奖欲望……正所谓欲海无边，情色汹涌。于是，《色戒》将这种欲望定律通过大众媒体，借助视觉快感强行种植于中国观众的思维之中，特别是天真未泯的青少年心中。正如网友牧童所言：“可怕的是，电影院门口站着很多穿着中学校服的学生，看上去他们很兴奋，这一幕让我很震惊，心中隐隐作痛。”而署名“一个父亲”的博友则表示：“我心里在滴血，决不能让《色戒》害了我们的孩子。”博友秦人风流子更以诗意表述：”《色戒》会灼伤孩子们的眼睛” 。看看这些精辟博文，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北京大学等高校十一位大学生的呼唤：“救救青年和孩子”。

二．谁造就了《色戒》之孽？大众传媒的欲望狂舞：

有博文写道：“李安的电影是一个核爆炸，……来的时候却让人无法阻挡。当人们都沦陷《色戒》的波澜中时，李安缘何能让《色戒》票房冲亿？”笔者认为，造就了《色戒》之孽的，不仅是电影本身，更包括大众传媒的欲望狂舞。

 1. 大众媒体对公众的遮蔽：

早于《色戒》在中国大陆上映前，威尼斯电影节对影片获奖已有争议，现场记者一半叫好，另一半却发出唏嘘声；今年9月，美国将《色戒》定为NC—17级；德国认为《色戒》已经到了色情片的边缘，香港定为三级片，又连遭奥斯卡、香港金像奖等各大奖项的拒绝；这一切，表明《色戒》已经冲击了人类的伦理底线，甚至被西方意识形态和主流电影市场所拒绝。然而，中国观众看到听到的，却是一片轰然叫好声！

其实，中国媒体也心知肚明，却故意回避、精心筛选，把国外对《色戒》不利的评价完全遮蔽，只一致轰然叫好，侵犯了中国观众的知情权。难怪不少博友说：“是媒体的热烈报道，把我引诱到影院，看后才知上当。”

2. 大众传媒的精神缺失与价值迷乱

就在观众批评《色戒》，发出不同声音的时候，一些媒体仍不遗余力，竟为台湾金马奖连续直播7小时，标题赫然写着，百万观众争看金马奖。以此诱惑中国大众的关注点，为《色戒》获奖助阵。似乎《色戒》得奖，就是“李安们”得奖，就是吹捧《色戒》的评论家们得奖，就是为《色戒》轰然叫好的媒体得奖。如果《色戒》没有得奖，恐怕这些媒体和评论家们会痛哭流涕，顿足捶胸。幸亏《色戒》拿回了几个奖项，他们才没有抱头痛哭。可悲可叹的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级大奖有此壮观的情景。据李安自己说，因为《色戒》他已被一千多家媒体采访。不知最近评选出来、倍受公众关注的道德楷模，是否有可能接受一千多次采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禁要问，当下中国大众媒体，为何要为《色戒》狂欢叫好，更要替《色戒》获奖载歌载舞呢？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文人还是人，……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

可见，某些媒体和个别评论者，在李安《色戒》里确实遇到了“所爱”，看到了自己压抑许久、欲说还休的“色＋戒”欲望。《色戒》给了他们机会，一个热点平台，使平时不能宣之于口的价值迷乱，得到了一次狂欢式的疯狂释放。

3. 推卸与搪塞：媒体责任和大众辨别力

不仅如此，刚有人发出批评《色戒》的另一种声音，探讨影片的色情污染和美化汉奸，立刻就有媒体大呼小叫：就是一部电影嘛，不要上纲上线，更不要低估大众的辨别力！

大众面对色欲金钱的诱惑，究竟有多高的辨别力，似乎很难回答。但人类内心的欲望之魔，其降伏却是很困难的。据记载，释迦牟尼佛在得道之前，也要经过降伏心魔的过程。魔王波旬派遣魔女来诱惑，全赖释迦牟尼意志坚定才将其降伏。这说明人类克服自身情欲心魔的艰难。佛尚且如此，何况大众？难道我们的媒体要求中国大众都立地成佛，先有金刚不坏之身，才能观看《色戒》？那就不仅是17岁以下的少年不得观看，而应是“未成佛者”都不得观看了。可惜没见任何一家媒体注明此类限制，结果是没有成佛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们，被动遭受了《色戒》的情色污染，在欲望撩拨中遭遇了《色戒》之“孽”。

可见，一些媒体强行将《色戒》的错误推给了大众，体现出某种责任缺失和精神迷乱。

三．《色戒》之孽如何化解？

既然佛家提出人性有贪痴嗔慢恨五毒，认为人心中的欲望可能造就孽障。那么，对已造就的孽障又当如何化解呢？佛家的方法是忏悔。所谓佛法无边，回头是岸，佛家认为忏悔之功，功德无量。《观无量寿佛经》记载，阿阇世王有杀父害母的大罪，最终仍能以忏悔得到超度。

既然如此，《色戒》之孽应当如何化解呢？

首先，佛门常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色戒》既然是李安心中的“累世孽障”；那么《色戒》之孽，当然首先要由李安自己来化解。应该说，李安导演在金马奖现场能说出“孽障”二字，对《色戒》之孽，已经有了某种“觉悟”。但仅仅如此还不够。正如网友“傻眼了”所说：“李安凭《色，戒》得了台湾奖金，可是未能得到美国普罗大众青睐……被奥斯卡踢出局，金球奖能否入围仍有待揭盅，在洛杉矶、华盛顿、波士顿及纽约影评人协会的颁奖礼上，均名落孙山”。也许，这也正是李安手捧金马，口中却吐出“孽障”二字的外因吧？他似乎意识到《色戒》对人性底线的冲击，已遭到了世界范围的拒绝。李安该到自省的时候了。如果他能拒绝金马奖，坦承电影《色戒》的失误，也许更能体现自身的觉悟；但可惜的是，他没有这么做。接下来，导演李安能否以佛门的“忏悔业障”，向大众作出负责的道歉，达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相信许多人都在拭目以待。如果李安导演真能以艺术家的良知，忏悔《色戒》已造的“孽障”；那么，李安还是李安，他的下一部电影作品，依然值得我们期待。

其次，相对于以获奖感言说出了心里话的李安，我们某些力捧《色戒》的媒体和评论者，似乎还没有反思。应该说，解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电影《色戒》并不是唯一。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媒体和个别艺术家，似乎坚信只有冲击传统的价值理念，才能吸引大众眼球，才能占领市场。于是他们不断以富豪比拼、色情欲望、歪解历史、颠倒是非……种种光怪陆离的“出位”表演，挑战着大众的公信度和承受力。正如博友结草所说：“艺术与色情只隔一层纸，而爱国与卖国也只在一念之间。不要打着艺术的幌子传播色情。”反观6800万喝彩网页，我们不禁要问：为一部电影《色戒》失去大众的信任，是否值得？《色戒》之后，某些媒体和评论者应当如何反观自身，化解《色戒》式“金钱＋性欲”的孽障，恢复媒体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公信度？这无疑已迫在眉睫。

第三，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

在前一段《色戒》评论中，许多诗人、作家和热心中国文化的网友们，出于对文化价值和民族尊严的关注，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虽然这些博文只能在博客中讨论，缺乏媒体平台，但却使人们对网络文明和中国文化充满信心。正如博友dabao70所言：“那些批评的声音，春风一样微弱。就是这样微弱的声音，才是我们中国希望和充满光芒的声音。”的确，批评《色戒》的一个个正义之声，仿佛冬日的阳光能融化寒冷的冰雪。虽然这光芒如此微弱，如此单薄，似乎只是一束光明；但很多束光芒集合起来，就能形成巨大的光热能，发出对光明美善的呼唤。

手中握笔，就是选择了一种神圣的责任。身为作家、评论家，文艺工作者和新闻从业者，我们不仅要保持内心的清净，更要用自己的良知、正直和善良，化解《色戒》的金钱色情之“孽”，为和谐崛起的中国文化、为古老的华夏文明守护一方净土。

最后，再套用一句佛家术语：守护人类精神净土的人们，必将功德无量。

·     女作家阎延文再批《色戒>:撕碎人性与轰毁艺术

 1. 《色戒》：以色情冲击人性底线

近日，女作家阎延文对台湾导演李安拍摄的电影《色戒》进行了批评。她在新浪博客撰文，题目为：《色戒色情污染，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大多数网友为阎延文的博文叫好，一位台湾博友在评论中写到：“我在高雄走出影院就说，中国人应该对这部电影说‘不’，尤其是祖国大陆。”也有网友持相反的态度，认为《色戒》是艺术片，表现的是人性。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阎延文说，我们就先来谈《色戒》的人性。性的隐私和禁忌，是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共同认同。在西方文明中，吃了智慧果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男女两性有了羞耻之意，摘下无花果叶盖住身体的隐私部位。东方的传统文化，更是含蓄而内敛。在中国，性从来是隐性文化，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使性禁忌更为普泛，保持着男人和女人的尊严。1993年发布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把孔子思想和西方基督教、印度佛教统称为“黄金法则”，标志着人类正在寻求全球的伦理底线。而《色戒》的三大段激情戏，男女主人公完全裸露在影院大屏幕上，将性交、性虐过程，毫无遮掩地直接演绎，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面前。人类文明的神圣性被彻底瓦解了，李安导演用色情冲击了人类的伦理底线，玷辱了华夏文明。正如新浪网友文竹所说：“我对李安导演的《色戒》非常不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奥斯卡获奖者’为什么要导演《色戒》这部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让所有华人不但是深深失望，而且是非常的无法理解、无法接受！”

 2. 兽欲≠人性：《色戒》不是爱情片

支持《色戒》者一口咬定李安与政治无关，这部片子只讲艺术与爱情。著名电影演员陈冲最近对媒体表示：“《色戒》只是一部爱情片”。

对此，作家阎延文表示否定：“爱情是人类最高贵美好的感情，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我们知道，凡哺乳动物几乎都有两性器官，也都有两性媾和的生理过程。但是，动物的两性交媾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没有感情的成分；而人类特有的爱情，则是心灵和灵魂的产物。爱情不等于性交，这正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此前，李安曾表示，《色》剧改编核心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说，这是张爱玲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而作家阎延文则表示，如果说阴道快感属于动物发情，而爱情的愉悦产生于人类心灵。李安在《色戒》中，想用阴道去诠释爱情，于是，影片用兽性代替了人性。

最近，著名作家魏明伦说：他在色戒中只看到了兽性，而没有看到人性。阎延文说：“我同意这种说法。”《色戒》中，李安导演精心安排了三大段激情戏，这可以说是电影《色戒》的真正高潮。影片的第一场床戏，就是王佳芝被易先生强暴遭受性虐的场面。更为明显的电影语言，出现在第二场激情戏里。此刻，易先生像发疯的公兽，王佳芝则像发情的母兽。床不再是人类爱情的舞台，而是兽性的角斗场。两个媾和的男女心中没有爱情，而是暗藏杀机。王佳芝的刺杀目的自不用说，易先生其实也把王佳芝当成猎物。男女两性相互压倒相互蹂躏，不像交媾而像赤裸裸的肉搏——看谁能杀掉谁，看谁能毁灭谁。

那种恐怖杀机，实在看不出是爱情，而只看到动物世界的兽性。再进一步说，影片的所谓人性其实比动物性更血腥残忍。即使到了动物世界，公兽与母兽交媾后，也决不会把母兽杀死。但是，《色戒》中的易先生却在充分享受了王佳芝的肉体之后，最终杀死了她。阎延文表示：“影片比兽性更为残酷，还何谈人性？！”

 3. 人性至上还是魔性至上？

一些支持《色戒》的评论家则认为，这正是复杂人性的表达。李安也有这种表示。阎延文则提出：“用电影表现复杂的人性，剖示人性邪恶的经典作品，在电影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日本电影《人性的证明》，中国观众熟悉的译名是《人证》。这部70年代末和主题曲《草帽歌》一起风靡的老电影，展现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国会议员之妻八杉恭子为掩盖过去，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混血儿子乔尼。影片用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段，将杀子时母亲面目狰狞的镜头，与乔尼幼年母子欢悦的场景，快速交替呈现在屏幕上。精彩的电影语言将复杂人性鲜血淋漓地推向极致。然而，影片结尾真相大白时，八杉恭子还是人性复苏，抛出儿子的草帽跳下悬崖。呼唤母爱的《草帽歌》终于战胜了邪恶，使人性得到了最终的证明。

但我们在《色戒》中，却看到邪恶最终战胜了人性。影片结尾处，正如新浪网友所说：“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都死了。”李安用电影语言撕碎了人性理念，人性没有得到升华，而是进入了黑暗。观众在《色戒》中看不到“人性至上”，而只能看到“魔性至上”。

 4. 撕碎人性：《色戒》对郑苹如等抗日志士的第二次杀戮

支持《色戒》的吴稼祥在博客中说，“阎延文如果做了阎王爷，应该判汪精卫下两次地狱：第一次是因为他当了汉奸；第二次是因为他用形貌美化了汉奸。”对此，阎延文表示，“我不可能判汪精卫下两次地狱；恰恰相反，倒是李安导演在《色戒》中第二次杀死了郑苹如。如果说68年前的可怕枪声结束了她23岁的美好生命，李安则在《色戒》中，用赤裸裸的色情和对抗日志士的丑化，在精神和人格上，对郑苹如进行了第二次杀戮！只是这一次更为残忍。年轻的郑苹如在枪口前倒下还是秘密的；而这一次，《色戒》是用6800万个宣传网页，用全国院线的全面上映，用大片‘色诱’全国观众，公开地把她杀戮了。这个为抗日献身的女性被影片扭曲了，凌虐了，羞辱了。因此，郑苹如的家属才站出来质疑李安。说到这里，我已不仅为郑苹如感到悲哀，而是为《色戒》叫好的评论家们感到悲哀。我似乎听到了长眠地下60多年的郑苹如的英灵在哭泣，在呐喊，在愤怒地质问；我也似乎如网友汤粉所言，感到了南京的30万冤魂、台湾的65万抗日先烈和3000万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捐躯的中国军民的魂魄在愤怒，在呐喊，在质问：为什么在他们的肉体被敌人杀害后，李安们还要用《色戒》辱没并杀死他们的灵魂？！”

5. 破碎的艺术：历史大片 + 色情A片 + 纪录片 =《色戒》

正如诗人修客所言：“李安为了奥斯卡……，颠覆的不仅仅是民族核心价值，同时也颠覆了艺术。”阎延文同意这种观点，她说：“如果我们解读《色戒》电影本身，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所谓的艺术电影，竟是一个积木组合式的混乱结构。”

其一，影片前1/4段，从一首《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军歌开始，屏幕上出现爱国青年参加抗日军队的场面，眼看一车又一车的军人开往前线，那种汹涌的抗日人流，仿佛历史大片的正面描写。这段开场白，不仅使《色戒》用聪明的障眼法，顺利通过了两岸三地的电影审查机构，在香港、台湾、大陆先后上映；而片中港大青年学生慷慨激昂演出抗日戏剧一段，更易使人产生爱国戏的错觉。

其后的《色戒》却仿佛紧急迫降，很快就从历史大片转变为三级A片。从王佳芝色诱易先生开始，《色戒》三大段赤裸裸的激情床戏，几乎掀起了影片的全部高潮，正如吴稼祥博文所说，《色戒》之“色”，就是针对“某个年龄段的女性公民”，她们“听说梁朝伟的宝贝蛋终于露了馅，于是，……梁朝伟的肉蛋一时间成了金蛋。”这段话显然说出了李安导演的真意。影片赤裸裸的色情场面，原来就是要“色诱”中国观众，赚取票房。如果说李安导演给女性观众安排看的色诱盛宴是“梁朝伟的金蛋”，那么男性观众呢，自然就要看汤唯的腋毛了。正如新浪博友鲁速所写：“《色戒》之‘色’，确实是一色惊天下。”因此，这部电影被“美国电影协会”定为NC-17级；在香港也被定为三级片。

其三，影片中穿插日伪时期的上海街头景，则是冷冰冰的暗色调，包括街头乞丐和放映日本皇民化宣传片等，都仿佛一部老胶卷拍摄的纪录片。导演李安刻意追求真实，在与龙应台的对话中，他谈到了煞费苦心的营构：“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老上海街景的建筑材料也是真的，连街上两排法国梧桐都是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易先生进出的门禁森严的后巷，还真的就是当年76 号特务头子之一李士群的住宅后巷”。看来，李安导演确实想用纪录片式的风格把历史拉回影院，使观众不能不相信他“抢救出的那段历史”，从而“很深地‘浸泡’在那个历史情景里”。因此，龙应台才一语中的地评论说：“李安……把40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

 6. 艺术的荤素拼盘，导演的三重欲望

于是，历史大片+色情A片+纪录片=《色戒》。这条艺术公式，在我们对《色戒》进行了艺术解码后，不能不令人大跌眼镜。难道这就是李安导演的艺术？很多网友表示，看完《色戒》感觉沉闷，除了前文谈到的人性撕毁等原因，更多的理由恐怕是影片实在不够好看。积木式的零散组拼，把影片的艺术撕扯得支离破碎、百孔千疮。应该说，李安在《色戒》中确实破了艺术之戒，将生猛海鲜青瓜白菜，一齐塞给大众。待观众难辨口味刚说一声“难以下咽”时，立刻就会有评论家当头棒喝：“你懂电影吗？这是艺术！你这种人，根本不懂艺术！”

其实，是不是艺术，创造艺术的艺术家心里最有数。身为有相当功底的获奖导演，李安当然知道这份“历史大片＋色情A片+纪录片”的荤素拼盘，实在算不上艺术。但心知肚明是一回事，商业时代的电影利益是另一回事。说到底，这只是针对不同群体的商业策略。历史大片使得审批机构顺利过关；火爆床戏满足世俗的情色欲望；而纪录片则以虚拟的历史真实感，达到李安自己所说“抢救历史”的功效。

三种影片模式，表述着导演的三重欲望。但无论“获奖欲”、“票房欲”还是“价值观念欲”，其实都是艺术之外的表达。李安不是神仙，他再有才华功力，也不能在保证艺术的同时，满足这么多的非艺术欲望。要艺术还是要欲望？李安选择了后者。但是，艺术藏不得半分虚假。太多太强的欲望，使《色戒》的电影艺术被撕裂瓦解，即使有一些精彩画面和段落，也不能挽回破碎的艺术殿堂。因此，即使单纯从艺术角度看《色戒》，我们也只能为影片因商业策略导致的艺术轰毁，发出一声叹息。

 7．影片核心：以“色+戒”解构民族历史与国家意识

著名作家魏明伦最近说：“我看完电影后，能从电影名字上理解的就只有两点，‘色’就是房中术；‘戒’就是代表金钱的六克拉钻戒，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可以瓦解掉民族情感。”

支持《色戒》的吴稼祥博文，则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女性器官高于国家。这也就是李安导演的理念。要女性器官，还是要国家？要性欲+金钱，还是要民族与道义？

阎延文说：“在中国文化中，家国观念和人性是和谐共存的。国与家，个人与民族，从来不是对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理念。然而在《色戒》中，爱国的女人只是工具；而高于国家民族之上的，是她的阴道快感。‘阴道说’和‘工具说’结合，成为《色戒》解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另一种价值理念。”

 8. 《色戒》：李安导演的一场赌博？

《色戒》上映以来，确如龙应台所言：“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星火四溅”，以“色情+金钱”的欲望之火，烧灼着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家国观念。正如一个新浪网友所说：“李安已经不像导演而像赌徒，仿佛在牌桌上红了眼。”

阎延文对此表示惋惜。据报道，香港放映的《色戒》也不是完全版，该片还有猛戏被删，可见李安导演拍片时多么义无反顾，确实有一种豪赌的感觉。富有才华的李安导演，在《色戒》中却拿自己的才华、功力、获奖荣誉和后半世声名为赌注，与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国家情怀，大大地赌了一把。李安导演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放到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对立面，放到了民族历史和人类道德底线的对立面。而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正如网友绝世王剑所言：“民族尊严，不容侵犯”。因此，不管有多少宣传攻势，不管有多少名人支撑，李安导演的这场《色戒》之赌，无论如何是输定了。

9.《色戒》背后的思考：如何为中国主流文化护航？

两个月来媒体爆炸式的宣传，几乎都是为《色戒》票房造势，为影片的“人性”情色一致叫好。阎延文举出了几个数字：在炒得最热时，为《色戒》高声叫好支撑票房的宣传网页竟达6800万个，就是12月2日百度搜索还有4600万个网页；而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的宣传网页是347万，是《色戒》的十三分之一；11月刚召开的全国青创会与《色戒》放映在同一个时段，中共中央常委李长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作家要“靠人品立身，靠作品说话”，而百度搜索仅有2000个网页，目前能打开的还有342个。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色戒》这种爆炸式的宣传，无形中给中国大众造成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仿佛不看《色戒》就是落伍，就是不时尚，就是不懂人性不懂艺术。而作家阎延文所写的这样一篇艺术说理的文艺批评，却只能在博客中讨论，缺乏表达空间与发表平台。就是这样一篇发在博客中的文章竟引起了十几万网友的支持，但也触动了个别人的敏感神经，说：“都什么时代了，还谈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又搞文革啊？”更有甚者，竟然对阎延文进行无理谩骂，甚至人身攻击。对此阎延文表示：这恰好说明，当前文艺价值体系尚需建设，主流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媒体平台和话语空间。在大众传媒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应如何承担起弘扬民族正义的责任？如何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护航？ 

10. 阎延文：《色戒》讨论刚刚开始，我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努力

阎延文谈到：在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我们的电影艺术，应如何承载中国的主流文化？应如何使电影艺术代表中国的正面形象走向世界？放眼世界，当今各国几乎无一不把影视艺术作为传播本民族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流行文化制造输出大国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表现二战时期的美国人时，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显示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好莱坞电影体现的核心价值，几乎都维护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秩序。为什么我们的华语电影，就要诋毁中国的核心价值，把一群丑陋的中国人端到世界电影节上？有人说，目前中国是贸易顺差而电影文化逆差。阎延文认为：差距也许并不仅仅在电影技术上，而更多存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上，存在于如何树立民族主流文化这个关键点上。因此，我们对《色戒》的评论还刚刚开始。

谈到批评《色戒》获十几万网友支持的第一篇博文，阎延文说：“在民族历史和国家形象被扭曲强暴的时候，身为作家和评论家，发出自己清醒的声音，是我无可回避的责任。虽然李安是大导演，拥有金钱权势和话语霸权，我的评论从未获得平等的对话平台；虽然我作为一个70后女作家，最近几天遭受了肮脏下流不堪入目的辱骂诽谤；虽然相对于6800万轰然叫好的网页，我的声音显得纤细而微弱，但我并不孤独。因为我的声音并不只属于我，而属于大家。这是众多诗人、作家和热爱中国文化的网友们共同的声音。诚如搜狐网友故土所言，这是‘龙一样沸腾的人流’。在冬天里，我却仿佛置身于温暖澎湃的潮水中。那字字珠玑的评论、那正义凛然的支持，使我如此感动。我知道，现在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在和我共同努力；维系我们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良知、道义和责任。”

阎延文最后表示：“《色戒》讨论还刚刚开始，此刻正是任重而道远。我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努力，为了我们祖先五千年富饶丰盈的文化，为了华夏文明的现在与未来。”

附记：

1.  尊敬的网友们，由于我的电脑新浪引擎于11月28日晚就显失灵，对网友们的支持和来访没能一一回复，在此深表歉意。待引擎恢复后，我将一一回访，送上祝福。

2.  我的前篇评《色戒》博文，得到网友4000多条评论，其中有许多精辟见解和珠玉文字。我在此文中引用了部分精彩评论，即此表示感谢。由于篇幅限制，尚有诸多精彩评论不能一一引用。我准备把所有这些精彩评论收集起来，作为一笔中国文化的珍贵财富。

3.  在我的前篇博文下，也有一些令人齿冷的下流污秽语言，甚至人身攻击。有朋友劝我删除掉，但我没有删除，也不准备删除。把丑陋暴露出来，让那些无耻、无聊和无能，永远裸露在那里给世人观看，也许是对丑陋最好的救赎。

   祝福冬安！

                                阎延文  2007年12月4日于北京

女作家阎延文：<色戒》色情污染              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著名导演李安执导、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电影《色戒》，还未上映就吸引了大众目光，自从它在威尼斯擒获金狮，媒体舆论更是一片叫好声。然而，在台湾、美国的电影界，以及影片原型抗日志士郑苹如的家属却纷纷站出来，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色戒》上映不久，台湾观察家就指出：影片的“肉体横陈”是“有目的的”，“就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 《色，戒》小说原型郑苹如的家属也站出来表示质疑。近日，郑苹如80岁高龄的妹妹郑静芝，就《色戒》影片上映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李安的电影让她去世的姐姐蒙羞。郑静芝在发布会上说：“我觉得我姐姐很冤枉。”“你（李安）要写一个历史的故事，你应该做更深一点的了解。” 同时，美国电影协会也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理由是它“赤裸裸地表现性”，而且赫然用了英文单词“Graphic”，这是对电影中的性描写所能用的最严重的词。 近日，就影片《色戒》是否美化汉奸以及是否误读张爱玲原著等问题，“台湾三部曲”女作家阎延文接受了媒体记者的电话访问。阎延文表示：在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大奖后，自己曾应旅美作家邀请谈了对李安获奖的感受，提出“李安的获奖令人兴奋，他在获奖记者会上用华语致谢，表明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中华文化，强调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这种表述非常令人感动。”阎延文博士当时表示：“奥斯卡获奖不仅是李安导演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一次凯旋。”然而，获奖之后的李安导演拿出的第一部作品《色戒》，却破坏了彰显中国文化的美好形象，使她从期待喝彩变为深深失望。 谈到是否美化汉奸问题，作家阎延文认为：《色戒》美化汉奸和丑化抗日志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娴熟的电影策略，《色戒》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一，《色戒》美化汉奸的电影策略： 阎延文提出，《色戒》是否美化汉奸所以成为疑问，因为这种“美化”是通过巧妙的电影策略实现的。简要来看，这种策略包括如下几个层面： 其一.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首先从形貌上达成了对汉奸易先生的视觉美化。 其二.故事情节的美化：易先生的原型，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主任丁默村。当时的76号以“人间魔窟”著称，如果与白宫馆、渣滓洞相比，是一个更为残酷血腥的杀人屠场，并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指挥。“76号”规定：凡枪杀一个人，即发给500元“喜金”，以物欲刺激汉奸制造了无数血案，如暗杀作家郁达夫的哥哥、著名律师郁华，对20多位手无寸铁的银行职员集体屠杀等。但《色戒》中，作为76号首脑的易先生，影片基本隐去了他作为汉奸出卖民族利益、屠杀抗日志士的残暴。李安自己把影片定位在抗日历史时期，却几乎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看不到血腥的杀戮和人性污秽。影片为易先生所设置的场景，要么在温馨公寓里，要么在豪华汽车上；要么在时尚奢侈品商店中。于是，易先生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而影片的全部核心，则是他对美女的肉体享乐和所谓的爱情追求，着力凸现出他的“人性”。于是，屠杀抗日志士的罪责被遮盖，易先生该不该被刺杀？无形中在观众头脑中画上了大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刺杀也就失去了正义的目的，成为一场性爱＋暴力的无聊游戏。 其三.人物结局的美化：历史上的丁默村以汉奸罪被处决，而影片的结局却在抗日团体被集体屠杀、易先生回到家中怀念王佳芝、甚至流下一滴清泪的温情中戛然而止。于是，汉奸成了大难不死的英雄，获得了永远不败的美好结局。   二．《色戒》在美化汉奸的同时，对抗日志士的丑化和矮化，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李安导演应向国人道歉。 与美化汉奸相对，汉奸的对手，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却被影片强烈丑化和矮化了。在这个团体中，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影片结尾处，爱国团体在赴刑场就义时，不是从容赴死，而是反绑着跪在地上、在颤抖和怯懦中面面相觑。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中国观众的历史记忆被强暴了、虐待了、脱光了，最后被强迫跪倒在地，“枪毙”掉了。阎延文表示：影片的实际指向不仅是抗日志士被丑化，更是强暴了中国文化，强暴了国人对悲壮辉煌的民族抗战史的记忆，强暴了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李安作为导演不仅应该向电影原型郑苹如的家属道歉，而且应该向全体国人道歉，向海内外华人和全世界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道歉。 特别是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的历史观更令人惊讶。阎延文谈到自己在创作“台湾三部曲”的十年中，了解到的台湾抗日史。1895年，在台湾割让日本的苦难关头，一介文弱书生丘逢甲挺身而出，成为台湾抗日义军总头领。普通的台湾百姓们自觉承担起历史重任，先是“锥心泣血，北向痛哭”，继而“奋空拳、拼残躯”，以血肉之躯与６万日本正规军相搏击，进行了四个半月悲壮的抗日保台战争。此后在日据的５０年间，台湾先后发生了北埔起义、苗栗起义等上百次武装抵抗，用牺牲65万人生命的巨大代价和浓重血色书写了一部抗争与泣血的民族史。那么，台湾本土出生的导演李安，为什么不去表现这段自己祖先经历的热血生风的抗日史，而是在《色戒》中去颠覆和改写民族历史呢？由此可见，影片《色戒》在李安的老家引起台湾本土评论家的愤怒，认为《色戒》“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了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在于，李安《色戒》的创作着眼点并非只是道德之外的模糊人性，而是一次有意识地‘抢救历史’行动。”李安自己说，“这段历史，就是要被留下来。”“现在的年轻人距离那个时代，太遥远了……我们这一代不拍这电影，将来就永远不可能了。”那么，李安究竟要把什么样的历史记录下来，究竟要向今天的年轻人灌输什么样的历史观？这的确是值得忧虑的。 在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放眼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不把影视艺术作为传播本民族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流行文化制造输出大国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表现二战时期的美国人时，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拯救大兵瑞恩》，影片中的角色几乎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但米勒上尉、大兵瑞恩，甚至曾一度动摇懦弱的翻译厄本，最终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残酷的战争中彰显出人性的高大、美好和正直，显示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成为美国式的平民英雄。好莱坞电影体现的核心价值，几乎都维护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秩序。为什么我们的华语电影，就要诋毁中国的核心价值，把一群丑陋的中国人端到世界电影节上？有人说，目前中国是贸易顺差而电影文化逆差，阎延文认为，差距也许并不仅仅在电影技术上，而更多存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上，存在于如何树立民族主流文化这个关键点上。   三．《色戒》的色情暴露是对张爱玲的故意误读。大量色情戏构成对观众的视觉强暴，对当下文化环境的色情污染。 《色戒》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也是美国电影协会把这部电影定级为NC-17，用“Graphic”形容其“赤裸裸地表现性”的原因，是影片中大量“各种姿态”的色情场面。事实上，这是电影《色戒》是对张爱玲原著最严重的误读。首先，《色戒》应该不算张爱玲最优秀的作品。阎延文谈到，去年在美国与夏志清教授谈论张爱玲时，作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泰斗的夏教授曾说：我过去说过“张爱玲是最优秀的作家”，现在我认为她不是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家了，因为她晚期“对生活不参与了，没有热度了，创作力衰竭了。”其次，在色情方面，张爱玲原作只是点到为止，用干净节制的语言写道：王佳芝“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李安津津乐道的所谓改编核心却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李安说，这是张爱玲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指示。其实，读过原著的人都会清楚看到，这只是小说中的一句引文，作家原文对这句话的态度是嘲讽和否定的。张爱玲明确写道：“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这表明，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具有女性意识和性别尊严。而作为男性导演的李安，恰恰是把女性作为“性”道具，进行了夸张的性炫耀。于是，影片不仅误读了张爱玲，而且颠覆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形象，作为张爱玲研究者，阎延文也感到经受了某种情感伤害。 从抗日主题到张爱玲小说的怀旧情绪，再到《色戒》电影的美化汉奸和色情暴露，李安不仅误读了历史，也误读了张爱玲，从而构成《色戒》影片的双重误读。问题在于：在大众文化时代，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全国院线的全面上演，大众传媒的热烈追捧，使张爱玲《色戒》这样一篇本来较少人知道的短篇；借助李安电影，却如评论所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其影响之广泛，对中国历史和主流文化之扭曲，实在令人担忧。 为了像珍惜生态环境一样珍惜中国当下的文化视野，维护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作家阎延文呼吁：影片《色戒》应停播，导演李安应向国人道歉。 文章引用自： 评论(9) 引用 阅读(20) 圈子 编辑 打印 有奖举报 前一篇：作家富豪榜下的文坛四大误区 Copyright © 1996 - 2007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富豪榜”华丽阴影下，中国文坛是是非非

原载人民网

刚看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入选“2007十大光棍榜”的新闻，又偶见作家富豪榜再度出炉，惊诧之余不能不为文学扼腕。从2006年秋到今天，两次富豪榜出台的一年间，文坛搅动起一波波是是非非，迈入了少有的多事之秋：“梨花体”、诗人裸颂、文学死了、作家乞讨、顾彬的“文学垃圾说”、作协主席写错字、郭敬明抄袭入会，张一一状告作协，还有新近惹争议的富豪榜和贾平凹端坐主席台让中学生淋雨……喧嚣与浮躁的中国文坛，几乎没有拿出任何文学自身的神圣话题，而总是在恶搞与丑闻中风流而尴尬。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文学到底怎么了？作家与富豪，这种词义扭曲的所指与能指，究竟说明了什么？笔者以为，在富豪榜的华丽阴影下，其实凸显了当下文坛的四大误区。 　　第一误区：文坛的价值误区。作家与富豪的荒诞链接，表现了作家作品的价值错位。无论从社会角色还是价值标准上，作家和富豪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作家凭艺术水准立身，用传世作品说话。鲁迅、巴金、曹禺等大师级作家著作等身，文采风流，被世界各国奉为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和精神花朵。如果说贡献，是贡献于国家软实力；而富豪以金钱财富为标志，价值在于纳税多少、利润高低、经营成败，体现的是国家CPI数字，若谈贡献，则是贡献于国家经济基础。让作家成为富豪，和用“富豪”来修饰作家，就像鲁迅先生早已说过的请“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先生唱歌”一样，荒诞而无聊。更何况，国人早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斗富比富历来受传统美德鄙夷，少有善果。金谷园中与王恺斗富的石崇，明朝初年与皇帝比富的沈万三，身处异代却殊途同归，落得一个被杀一个充军的结局。中国文人向来不追求“富可敌国”、腰缠万贯，却向往着著作藏之名山，清名垂于后世。难道今天的作家真是穷怕了，只能用富豪来贴价值标签了？其实，富豪榜的背后，透露的是文学价值标准和评判准则的缺席。 　　第二误区：作家自身的定位误区。在浩淼的文学空间，在大众的期待视野，作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光荣和梦想的称谓，是诗人雪莱命名的“时代立法者”，根本不需要再添加任何修饰。然而，今天的“作家”二字似乎被掏空了意义，成了毫无意义的价值空壳。为了彰显自身存在，寻求身价定位，总要在“作家”二字之上，再增加几个莫名其妙的头衔，诸如“富豪作家”、“官员作家”、“明星作家”、“美女作家”、甚至“正部长级作家”……等等，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只能显露出当代作家的底气不足和身份错位。 　　第三误区：中国作家的欲望误区。文学本来是寂寞的行业，是纯粹的生命信仰与精神磨砺。而今的文坛却被欲望搅动起来，仿佛成了名利竞技场。个别作家梦想的不再是传世力作，而是“一夜暴名”，“一夜高官”，甚至“一夜暴富”。金钱、权位、名分、主席台……种种物欲将作家们的神经刺激得如此兴奋，以致分不清应该争取富豪的黄金外衣，还是高官的巍峨冠冕。也许，这与前一段颇受议论的所谓作家“包养”制度有关。长期的物质供养，使中国作家似乎只知索取而不知给予。面对社会贫困，面对那么多失学的孩子和爱好文学的底层劳动者，面对同行作家上街乞讨甚至被生活所迫自杀，作家们来不及表达忧思和悲悯，而是兴冲冲地炫耀财富。作家王蒙曾说：“作家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作家同样不应是欲望化身。如果任凭欲望膨胀，作家们只能堕落为金钱权欲的奴隶。 　　第四误区，作家人格失血与责任缺失的道德误区。即使与真正的富豪相比，有些作家富豪的道德水准似乎也相去甚远。多次荣登全球富豪榜首的比尔.盖茨，以他对待财富的洒脱态度，反衬出作家富豪们的人格缺血：他们似乎还缺乏一点人文关怀，缺少一种社会责任。当比尔.盖茨为人类医学研究捐献巨款，当李嘉诚、曾宪梓等商业巨子纷纷投资贫困地区与学校教育，我们看到了金钱之外的人性闪耀，看到了财富的升华。而以1100万巨款登上作家富豪榜首的郭敬明，不久前还看到他欠薪的报道。曾与他共同创业的Hansey等人表示，郭敬明两年内欠薪30多万，不得已只能分道扬镳。30万元欠款和千万元的收入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拔一毛而利友人，何乐而不为？我想，郭富豪登榜后的第一件事，是应该先把欠薪偿还掉，并给昔日创业伙伴们应有的补偿。这不仅能使他当个合法商人，更能维护昔日同事兼朋友的友情。毕竟，人情和法理比金钱更可宝贵。 　　至于位列富豪第二的于丹女士，也有1060万收入。于丹任教于笔者的母校北师大，那是高等学府中贫困生比例极高的所在，宿有“北大老、师大穷”之说。母校星光灿烂，出过陈垣、黎锦西、启功、钟敬文、白寿彝等一代大师，但爆现千万富豪还是第一次。我深知北师大向来有捐资助教的传统美德，那些清贫一生的老师们把资助贫困学生视为天职，师恩深重令许多弟子感动至今。不知富豪师姐于丹如今捐出了多少贫困生的助学款？又给北师大的教学设施和图书馆贡献几多？想当年启功先生以全部收藏和字画所能捐赠母校，今天的于丹哪怕减半，只拿出千万收入的半数500万元，也足以令师大校友和学弟学妹们高声喝彩了。虽然我们曾为她错解《论语》、《庄子》而汗颜。 　　然而，倘若这一切情理之中的事都没有发生，倘若作家富豪的精神高度甚至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商业富豪，倘若富起来的作家不是“以富济贫”，而是“富而忘本”、“嫌贫爱富”，甚至“为富不仁”；那么，热爱文学的人们便只能祈祷：作家们，千万别当上富豪！ 　　当前，富豪榜引起了一些作家的愤怒，这当然是好事。但仅仅愤怒，似乎还很不够。我们即使把再多的口水泼向吴怀尧也无济于事，他至多不过把富豪榜当作一个广告策划，一个卖点而已。关键是，为什么这个富豪卖点总是冲着作家来？人们似乎没见过“政治家富豪榜”、“科学家富豪榜”、“教育家富豪榜”……诸如此类，而只有作家们被富豪榜单折腾得头晕目眩、风生水起。 　　冷静下来思索，作家富豪榜充其量只是一场浮华躁动的热闹。但热闹之下，暴露出的是文坛的迷惑与误区。

                                                      神话与误区：诗歌冷热观

这是诗人注定在精神原野漂泊的时代，到达彼岸的距离如此遥远，传统的禅与道消失了，东方文明的静美空灵在物欲社会中被击打得粉碎；而西方基督教传统又是那样遥远，无论中国诗人怎样呼天怆地，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仍然如雾中看花，显得有些隔膜。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狂欢节般的诗歌激情冷却后，当前诗歌虽然保持了探索的锐气，但却疏离生活的热度，呈现出崇尚市井、抹平深度的写作态势。诗歌的“零度情感”初露端倪，泛滥的诗歌模仿遮盖了鲜茂的原创性。在为诗歌上路之前，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一下，诗歌情感热度的神话与误区。

中国古人早就说过：“诗缘情。”西方诗学传统也确信：诗歌源自酒神戴奥尼奥索斯的躁热与迷狂。踯躅于两大诗歌传统之下的中国诗人，本应是情感的晶体凝结，时代的热泉与光源。但是，在尴尬的诗歌落潮中，情感的“热度”似乎正被稀释乃至蒸发，只留下令人迷惑的苍凉记忆。这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纵观当下的部分诗歌，我以为诗歌热度的迷失表露于以下几个向度：

首先，缺乏思想的浩茫与明亮程度。诗歌的深度，集中体现在展示人类精神苦难的深度，以及诗人个体对苦难的敏感与发掘。正是在生命悲苦的沉醉中，在理性的沉思和思想的浩茫中，诗人才能创作出最优秀的诗篇。在文学品类中，诗歌是超越于物欲之上的精神飞翔，只有在生命此在的沉醉中，才能找到精神的欢畅。翻开史卷，正是诗歌那壮丽的生命感，锋芒毕露的才华，情的骚动、灵的放纵和个性自由的无所顾忌，使之成为民族的精神花朵。然而今天，诗歌曾拥有的锐气豪气、刚劲苍凉、喜悦梦想，甚至泪珠与欢笑，都在一派时尚的精细语词和虚伪技巧中，如沙漠之水归化于无形。甚至细腻的官能感受和微妙的情感色彩，也已经日渐苍老了，很难产生震动人类心灵的强悍力量。思想苍白，成为诗歌热度迷失的第一位元素，正使诗歌日渐远离艺术的理想国。

其次，缺乏中国诗学传统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西方人常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殊不知，中国诗歌最惊心动魄的美学传统，既不是南方的巫术九歌，也不是北方的郑卫之音，而是包容在诗歌理念深层的忧患意识，是五千年民族文化涵养的悲悯情怀。那吞吐大荒的胸怀，热力澎湃的力度，真气弥满的精神境界，与天地同体、物我合一的至大至刚境界，令人隔绝千古为之喝彩。然而，在冷凝过度的现代诗歌语境中，诗的热量正如夏日露珠，不断蒸发消散，成为物欲社会骄阳下一道美丽的影子。诗人对百姓苍生的浩大悲怀不见了，对社会人生的透视和人类良知的追问也显得软弱无力。由于缺少激情参与，也就无法抵达思想的颠峰，更难以凝结出冷峭的反讽、透骨的逼视和入木三分的解剖。如果说诗歌是虚假艳丽的瓶花，也许过于苛刻。但失去生命热力的花朵，无论多么精致，又怎能焕发生命的激情与爱？

第三，缺乏人间关切，丧失了生活的参与力。记得一位诗人兼记者朋友说，他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后，曾向若干位诗人约稿，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思考或者不愿写这类题材。人们不禁要问，当一个民族处于正义激愤和情感热潮的时候，她的诗人为何如此冷漠，如此无力？我们也许不能苛责诗人，但今日诗坛确实缺少屈原那种“长太息以掩涕”的悲天怆地、杜甫那般“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间关切，更缺乏拜伦那样以生命实践诗歌理想的圣徒之路。诗歌对社会问题和时代热点的参与力，不仅无法与报告文学等文体相比较，就是同样处在象牙塔中的小说、散文，也比诗歌更具当下冲击力。这种远离尘嚣的追求，固然是对政治诗歌的矫枉过正，但诗歌一旦丧失了人文关怀，丧失了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情感支点，试问：诗歌，将向何处安身立命？

也许，这只是杞人忧天；但“零度情感”的诗歌神话，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原载《深圳特区报》

最近读者

                                                      神话与误区：诗歌冷热观

这是诗人注定在精神原野漂泊的时代，到达彼岸的距离如此遥远，传统的禅与道消失了，东方文明的静美空灵在物欲社会中被击打得粉碎；而西方基督教传统又是那样遥远，无论中国诗人怎样呼天怆地，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仍然如雾中看花，显得有些隔膜。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狂欢节般的诗歌激情冷却后，当前诗歌虽然保持了探索的锐气，但却疏离生活的热度，呈现出崇尚市井、抹平深度的写作态势。诗歌的“零度情感”初露端倪，泛滥的诗歌模仿遮盖了鲜茂的原创性。在为诗歌上路之前，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一下，诗歌情感热度的神话与误区。

中国古人早就说过：“诗缘情。”西方诗学传统也确信：诗歌源自酒神戴奥尼奥索斯的躁热与迷狂。踯躅于两大诗歌传统之下的中国诗人，本应是情感的晶体凝结，时代的热泉与光源。但是，在尴尬的诗歌落潮中，情感的“热度”似乎正被稀释乃至蒸发，只留下令人迷惑的苍凉记忆。这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纵观当下的部分诗歌，我以为诗歌热度的迷失表露于以下几个向度：

首先，缺乏思想的浩茫与明亮程度。诗歌的深度，集中体现在展示人类精神苦难的深度，以及诗人个体对苦难的敏感与发掘。正是在生命悲苦的沉醉中，在理性的沉思和思想的浩茫中，诗人才能创作出最优秀的诗篇。在文学品类中，诗歌是超越于物欲之上的精神飞翔，只有在生命此在的沉醉中，才能找到精神的欢畅。翻开史卷，正是诗歌那壮丽的生命感，锋芒毕露的才华，情的骚动、灵的放纵和个性自由的无所顾忌，使之成为民族的精神花朵。然而今天，诗歌曾拥有的锐气豪气、刚劲苍凉、喜悦梦想，甚至泪珠与欢笑，都在一派时尚的精细语词和虚伪技巧中，如沙漠之水归化于无形。甚至细腻的官能感受和微妙的情感色彩，也已经日渐苍老了，很难产生震动人类心灵的强悍力量。思想苍白，成为诗歌热度迷失的第一位元素，正使诗歌日渐远离艺术的理想国。

其次，缺乏中国诗学传统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西方人常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殊不知，中国诗歌最惊心动魄的美学传统，既不是南方的巫术九歌，也不是北方的郑卫之音，而是包容在诗歌理念深层的忧患意识，是五千年民族文化涵养的悲悯情怀。那吞吐大荒的胸怀，热力澎湃的力度，真气弥满的精神境界，与天地同体、物我合一的至大至刚境界，令人隔绝千古为之喝彩。然而，在冷凝过度的现代诗歌语境中，诗的热量正如夏日露珠，不断蒸发消散，成为物欲社会骄阳下一道美丽的影子。诗人对百姓苍生的浩大悲怀不见了，对社会人生的透视和人类良知的追问也显得软弱无力。由于缺少激情参与，也就无法抵达思想的颠峰，更难以凝结出冷峭的反讽、透骨的逼视和入木三分的解剖。如果说诗歌是虚假艳丽的瓶花，也许过于苛刻。但失去生命热力的花朵，无论多么精致，又怎能焕发生命的激情与爱？

第三，缺乏人间关切，丧失了生活的参与力。记得一位诗人兼记者朋友说，他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后，曾向若干位诗人约稿，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思考或者不愿写这类题材。人们不禁要问，当一个民族处于正义激愤和情感热潮的时候，她的诗人为何如此冷漠，如此无力？我们也许不能苛责诗人，但今日诗坛确实缺少屈原那种“长太息以掩涕”的悲天怆地、杜甫那般“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间关切，更缺乏拜伦那样以生命实践诗歌理想的圣徒之路。诗歌对社会问题和时代热点的参与力，不仅无法与报告文学等文体相比较，就是同样处在象牙塔中的小说、散文，也比诗歌更具当下冲击力。这种远离尘嚣的追求，固然是对政治诗歌的矫枉过正，但诗歌一旦丧失了人文关怀，丧失了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情感支点，试问：诗歌，将向何处安身立命？

也许，这只是杞人忧天；但“零度情感”的诗歌神话，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原载《深圳特区报》

最近读者

                                                                         阎延文

 刚看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入选“2007十大光棍榜”的新闻，又偶见第二版作家富豪榜再度出炉，惊诧之余不能不为文学扼腕。从2006年秋到今天，两次富豪榜出台的一年间，文坛搅动起一波波是是非非，迈入了少有的多事之秋：“梨花体”、诗人裸颂、文学死了、作家乞讨、顾彬的“文学垃圾说”、作协主席写错字、郭敬明抄袭入会，张一一状告作协，还有新近惹争议的富豪榜和贾平凹端坐主席台让中学生淋雨……喧嚣与浮躁的中国文坛，几乎没有拿出任何文学自身的神圣话题，而总是在恶搞与丑闻中风流而尴尬。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文学到底怎么了？作家与富豪，这种词义扭曲的所指与能指，究竟说明了什么？笔者以为，在富豪榜的华丽阴影下，其实凸显了当下文坛的四大误区。

第一误区：文坛的价值误区。作家与富豪的荒诞链接，表现了作家作品的价值错位。无论从社会角色还是价值标准上，作家和富豪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视域。作家凭艺术水准立身，用传世作品说话。鲁迅、巴金、曹禺等大师级作家著作等身，文采风流，被世界各国奉为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和精神花朵。如果说贡献，是贡献于国家软实力；而富豪以金钱财富为标志，价值在于纳税多少、利润高低、经营成败，体现的是国家CPI数字，若谈贡献，则是贡献于国家经济基础。让作家成为富豪，和用“富豪”来修饰作家，就像鲁迅先生早已说过的请“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先生唱歌”一样，荒诞而无聊。更何况，国人早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斗富比富历来受传统美德鄙夷，少有善果。金谷园中与王恺斗富的石崇，明朝初年与皇帝比富的沈万三，身处异代却殊途同归，落得一个被杀一个充军的结局。中国文人向来不追求“富可敌国”、腰缠万贯，却向往着著作藏之名山，清名垂于后世。难道今天的作家真是穷怕了，只能用富豪来贴价值标签了？其实，富豪榜的背后，透露的是文学价值标准和评判准则的缺席。

第二误区：作家自身的定位误区。在浩淼的文学空间，在大众的期待视野，作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光荣和梦想的称谓，是诗人雪莱命名的“时代立法者”，根本不需要再添加任何修饰。然而，今天的“作家”二字似乎被掏空了意义，成了毫无意义的价值空壳。为了彰显自身存在，寻求身价定位，总要在“作家”二字之上，再增加几个莫名其妙的头衔，诸如“富豪作家”、“官员作家”、“明星作家”、“美女作家”、甚至“正部长级作家”……等等，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只能显露出当代作家的底气不足和身份错位。

第三误区：中国作家的欲望误区。文学本来是寂寞的行业，是纯粹的生命信仰与精神磨砺。而今的文坛却被欲望搅动起来，仿佛成了名利竞技场。个别作家梦想的不再是传世力作，而是“一夜暴名”，“一夜高官”，甚至“一夜暴富”。金钱、权位、名分、主席台……种种物欲将作家们的神经刺激得如此兴奋，以致分不清应该争取富豪的黄金外衣，还是高官的巍峨冠冕。也许，这与前一段颇受议论的所谓作家“包养”制度有关。长期的物质供养，使中国作家似乎只知索取而不知给予。面对社会贫困，面对那么多失学的孩子和爱好文学的底层劳动者，面对同行作家上街乞讨甚至被生活所迫自杀，作家们来不及表达忧思和悲悯，而是兴冲冲地炫耀财富。作家王蒙曾说：“作家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作家同样不应是欲望化身。如果任凭欲望膨胀，作家们只能堕落为金钱权欲的奴隶。

第四误区，作家人格失血与责任缺失的道德误区。即使与真正的富豪相比，有些作家富豪的道德水准似乎也相去甚远。多次荣登全球富豪榜首的比尔.盖茨，以他对待财富的洒脱态度，反衬出作家富豪们的人格缺血：他们似乎还缺乏一点人文关怀，缺少一种社会责任。当比尔.盖茨为人类医学研究捐献巨款，当李嘉诚、曾宪梓等商业巨子纷纷投资贫困地区与学校教育，我们看到了金钱之外的人性闪耀，看到了财富的升华。而以1100万巨款登上作家富豪榜首的郭敬明，不久前还看到他欠薪的报道。曾与他共同创业的Hansey等人表示，郭敬明两年内欠薪30多万，不得已只能分道扬镳。30万元欠款和千万元的收入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拔一毛而利友人，何乐而不为？我想，郭富豪登榜后的第一件事，是应该先把欠薪偿还掉，并给昔日创业伙伴们应有的补偿。这不仅能使他当个合法商人，更能维护昔日同事兼朋友的友情。毕竟，人情和法理比金钱更可宝贵。

至于位列富豪第二的于丹女士，也有1060万收入。于丹任教于笔者的母校北师大，那是高等学府中贫困生比例极高的所在，宿有“北大老、师大穷”之说。母校星光灿烂，出过陈垣、黎锦西、启功、钟敬文、白寿彝等一代大师，但爆现千万富豪还是第一次。我深知北师大向来有捐资助教的传统美德，那些清贫一生的老师们把资助贫困学生视为天职，师恩深重令许多弟子感动至今。不知富豪师姐于丹如今捐出了多少贫困生的助学款？又给北师大的教学设施和图书馆贡献几多？想当年启功先生以全部收藏和字画所能捐赠母校，今天的于丹哪怕减半，只拿出千万收入的半数500万元，也足以令师大校友和学弟学妹们高声喝彩了。虽然我们曾为她错解《论语》、《庄子》而汗颜。

然而，倘若这一切情理之中的事都没有发生，倘若作家富豪的精神高度甚至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商业富豪，倘若富起来的作家不是“以富济贫”，而是“富而忘本”、“嫌贫爱富”，甚至“为富不仁”；那么，热爱文学的人们便只能祈祷：作家们，千万别当上富豪！

当前，富豪榜引起了一些作家的愤怒，这当然是好事。但仅仅愤怒，似乎还很不够。我们即使把再多的口水泼向吴怀尧也无济于事，他至多不过把富豪榜当作一个广告策划，一个卖点而已。关键是，为什么这个富豪卖点总是冲着作家来？人们似乎没见过“政治家富豪榜”、“科学家富豪榜”、“教育家富豪榜”……诸如此类，而只有作家们被富豪榜单折腾得头晕目眩、风生水起。

冷静下来思索，作家富豪榜充其量只是一场浮华躁动的热闹。但热闹之下，暴露出的是文坛的迷惑与误区。 

                                                              　　　　　　阎延文

 这是诗人注定在精神原野漂泊的时代，到达彼岸的距离如此遥远，传统的禅与道消失了，东方文明的静美空灵在物欲社会中被击打得粉碎；而西方基督教传统又是那样遥远，无论中国诗人怎样呼天怆地，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仍然如雾中看花，显得有些隔膜。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狂欢节般的诗歌激情冷却后，当前诗歌虽然保持了探索的锐气，但却疏离生活的热度，呈现出崇尚市井、抹平深度的写作态势。诗歌的“零度情感”初露端倪，泛滥的诗歌模仿遮盖了鲜茂的原创性。在为诗歌上路之前，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一下，诗歌情感热度的神话与误区。

中国古人早就说过：“诗缘情。”西方诗学传统也确信：诗歌源自酒神戴奥尼奥索斯的躁热与迷狂。踯躅于两大诗歌传统之下的中国诗人，本应是情感的晶体凝结，时代的热泉与光源。但是，在尴尬的诗歌落潮中，情感的“热度”似乎正被稀释乃至蒸发，只留下令人迷惑的苍凉记忆。这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纵观当下的部分诗歌，我以为诗歌热度的迷失表露于以下几个向度：

首先，缺乏思想的浩茫与明亮程度。诗歌的深度，集中体现在展示人类精神苦难的深度，以及诗人个体对苦难的敏感与发掘。正是在生命悲苦的沉醉中，在理性的沉思和思想的浩茫中，诗人才能创作出最优秀的诗篇。在文学品类中，诗歌是超越于物欲之上的精神飞翔，只有在生命此在的沉醉中，才能找到精神的欢畅。翻开史卷，正是诗歌那壮丽的生命感，锋芒毕露的才华，情的骚动、灵的放纵和个性自由的无所顾忌，使之成为民族的精神花朵。然而今天，诗歌曾拥有的锐气豪气、刚劲苍凉、喜悦梦想，甚至泪珠与欢笑，都在一派时尚的精细语词和虚伪技巧中，如沙漠之水归化于无形。甚至细腻的官能感受和微妙的情感色彩，也已经日渐苍老了，很难产生震动人类心灵的强悍力量。思想苍白，成为诗歌热度迷失的第一位元素，正使诗歌日渐远离艺术的理想国。

其次，缺乏中国诗学传统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西方人常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殊不知，中国诗歌最惊心动魄的美学传统，既不是南方的巫术九歌，也不是北方的郑卫之音，而是包容在诗歌理念深层的忧患意识，是五千年民族文化涵养的悲悯情怀。那吞吐大荒的胸怀，热力澎湃的力度，真气弥满的精神境界，与天地同体、物我合一的至大至刚境界，令人隔绝千古为之喝彩。然而，在冷凝过度的现代诗歌语境中，诗的热量正如夏日露珠，不断蒸发消散，成为物欲社会骄阳下一道美丽的影子。诗人对百姓苍生的浩大悲怀不见了，对社会人生的透视和人类良知的追问也显得软弱无力。由于缺少激情参与，也就无法抵达思想的颠峰，更难以凝结出冷峭的反讽、透骨的逼视和入木三分的解剖。如果说诗歌是虚假艳丽的瓶花，也许过于苛刻。但失去生命热力的花朵，无论多么精致，又怎能焕发生命的激情与爱？

第三，缺乏人间关切，丧失了生活的参与力。记得一位诗人兼记者朋友说，他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后，曾向若干位诗人约稿，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思考或者不愿写这类题材。人们不禁要问，当一个民族处于正义激愤和情感热潮的时候，她的诗人为何如此冷漠，如此无力？我们也许不能苛责诗人，但今日诗坛确实缺少屈原那种“长太息以掩涕”的悲天怆地、杜甫那般“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间关切，更缺乏拜伦那样以生命实践诗歌理想的圣徒之路。诗歌对社会问题和时代热点的参与力，不仅无法与报告文学等文体相比较，就是同样处在象牙塔中的小说、散文，也比诗歌更具当下冲击力。这种远离尘嚣的追求，固然是对政治诗歌的矫枉过正，但诗歌一旦丧失了人文关怀，丧失了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情感支点，试问：诗歌，将向何处安身立命？

也许，这只是杞人忧天；但“零度情感”的诗歌神话，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原载《深圳特区报》

作為論壇的最后一位發言人，閻延文女士以飽滿的熱情為各位代表做最后的發言。她結合自己的創作經歷，細致地闡述了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女性作家更應該深深地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中國婦女外文期刊社

www.XINHUANET.com　　2005年10月25日 08:23:40　　来源：《中国青年》

    记者：如何遭遇“台湾”？阎延文：现在想来我觉得那一天有如神启。那是1995年，我在准备博士论文时，偶然接触到了台湾文化史。那天，我在读《普天忠愤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奏折诗文总集，编者注），读到诗人丘逢甲等人的奏折，那些奏折堪称美文，我感觉到他们不是以诗来写，而是用生命写就的，我深受触动，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平时离我很远的历史就在那一刻离我很近。我觉得我与那段历史、那些人物忽然有种交流。我知道邓世昌，但是我不知道丘逢甲；我知道他是个诗人，但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书生，他竟然还是全台义军总首领，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我当时太惊讶了！这样一群人，被深深地埋在历史中，我要去呈现他们！我起身去打开窗子，觉得天空也很近，这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有那么一大段历史，从来没有人写过；人们与那段历史相隔了百年，这100多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人们来不及去听他们的声音，而在这个偶然的时刻，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想这是一种启示。记者：激动过后接踵而至的是什么？阎延文：是我一直被压抑的那种渴望。我本能的想法是写一段文学史的东西，可是在打开窗户的一瞬间，我忽然想：为什么我还要以一种“割鱼”的办法去把历史割裂呢？这样写出的东西仍然不是有机的，我要创作！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去还原那些人，那段历史！记者：但是史实资料断简残篇，你几乎无可借鉴，这就意味着想像力会相对匮乏，怎样做到让那些人物从历史中缓缓走来，呼之欲出？阎延文： 开始写作时一切都是混茫的状态，没有人给你一个范本。你要写的历史人物太模糊，比如要写慈禧，她很具像，你甚至可以到颐和园去走走。可是有关丘逢甲、刘铭传他们的史料记载非常少，他们是如此抽象，遭遇的时候很局促。我们所读的历史很少提到刘铭传当台湾巡抚这一段，文学作品里也几乎没有。可是我发现他是那么有声有色、虎虎有生气的一个人，一个晚清时期的政治家，又很有男子汉气息。他为了在台湾实行改革，最后还和他的老师李鸿章决裂，尽管历史也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怎么写他？什么样的性格才是刘铭传？有一天，写不出来了，忽然看见父亲在那儿看报，看的好像还是国外的报道，他的样子很包容很享受，我忽然想，刘铭传和父亲一样都是行伍出身，脾气都很大，但绝不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都很有追求很有思想，我就想化文为武，从文化角度去写一个有很大弱点又有很大冲击力的刘铭传可不可以？ 后来父亲看过书后说：“刘铭传像我！”（笑）写的时候越来越清晰，当你写下来之后，人物自会有他自己的规律，越写他自己就越会形成一个途径，写到后来他们已经不受你的控制了。再比如写丘逢甲，一直到交稿的时候，编辑就在一旁等着呢，我就是觉得他还有话没有说完。是什么呢？我忽然觉得：作为诗人的丘逢甲，还有话要说。他是诗人，可是他最大的遗憾又是做了诗人，这意味着他政治追求的失败以及和台湾的隔绝，最后我就写当他已经苍老的时候，学生问他如何做诗人？他说，人生就是一首大诗，当你有所追求的时候，其中的诗意比文字本身更能打动人。只有把自己的一生作为一首大诗去做，才值得去做；仅仅为了语言、文字去写诗，那是“做”出来的，而真正的诗是从心底讴出来、从血液中流出来的…… 是这个人物自己要说这一段，你不让他说是不行的。这恰好也是这些年我心中压抑许久的、有所寄托的感受，是我自己想表达的：你去写作，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历程与付出，不是用语言堆积。记者：小说里反复出现“梦幻”“梦想”这样的词汇，这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女性的历史观：历史始自梦想。阎延文：对。选择这个题材更像是我自己在圆梦。很多人都问，这个题材太主旋律了，是不是从哪儿接了基金或者谁给的任务啊？我说没有。人家说怎么会没有？那你为什么干这么难干的事情？我说我能去写作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而且这是一件值得我用整个青春去投入的事情。记者：这个题材确实很主旋律，会让人觉得有点“投机”。阎延文：跟我接触越多，或者说这件事情做得时间越长，我越被外界理解了。我确实是很独立地选择了“自选动作”，而且是在文学的边疆行走。因为是业余写作，我创作的黄金时间是在午夜以后。记者：你的工作是《诗刊》上半月刊副主任，这种工作如何伴随写作？阎延文；诗歌是我的职业，十年来我生活在汉语言最优美的空间。我们刚刚举办了“大地之歌”全国首场三农诗歌朗诵，还有“以和平的名义”纪念抗战60周年征稿，1000多份诗稿里，能听到民族的激情和脉搏，诗人的爱与纯真。因此我的三部小说，有两部主人公是诗人。记者：三本书写了十年，这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看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以你的条件，完全可以有更“时尚”、更入世的选择啊。阎延文：（笑）1999年的时候，有评论界的朋友跟我说在评70年代的美女作家，要出一套美女作家的青春小说。那时我第一本小说《台湾风云》即将出版，朋友说:“你这个小说能不能放进去？”我说:“我觉得不行，我这是历史小说。”后来他说:“不管是不是历史小说，是70年代女作家就行。”我说：“还是不行。”等他看了之后说，确实不行，从厚度和力度上，都不一样。（笑）也有朋友说过，我们把你包装一下，照几张照片很容易就会“出来”，可你写的是台湾历史，还不止写一部。我很少能有“搭快车”的时候，90年代写评论成为青年评论家，但当青年评论成为一个群体的时候，我却出走了；当时我自己去闯关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话语群体，当这个群体出现，我又没有搭车。有人说我很主旋律，其实我走得很边缘，也很艰难。 但是我想，历史小说很少有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去写，我能不能去试一试？能不能有点青春话语的历史小说？能不能有女性角度的历史小说？记者：年轻人、女性，叙述历史的角度和方式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阎延文：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的很多作者都是亲历者，那是一种体验式的历史；中年一代的作家，比如莫言这一拨儿写的是“我爷爷、我奶奶”，这是口述的历史；等到我，一个70年代的作者创作的时候，历史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很客观的存在了，我现在是站在今天的平台上去回望，可以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至于女性写历史小说，可能当你用一种温情去抚摩历史、战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残酷。有人说我把坏人写得太好了，那大概是因为我有所保留地写了“坏”。记者：可是你的写作确实是和所谓时尚流行有极大反差的，你直接面对过某种冲突吗？阎延文：曾有一个导演看过《台湾风云》电视剧的大纲之后说：这个题材很好，但是没有凶杀没有床戏，能不能加点儿？（笑）记者：“台湾三部曲”在台湾以及海外的影响似乎更大一些？阎延文：这是我最感动的。2003年，《台湾风云》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非典时期仍发行出色，被称为“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美国汉学界曾两次举行我的新书发布会，侨报、星岛日报、澳门日报等几百家主流媒体网站发表报道。目前，我已接到全美中国作联的邀请，准备到美国与强磊出版社洽谈“台湾三部曲”英文版的出版事宜，并向赵浩生教授等汉学家当面请教。记者：一个女孩子融入了一段历史，从你自身的生命体验来讲，你获得了什么？阎延文：《台湾风云》2001年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入选团中央等七部委联合推荐的“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我编剧的36集电视剧《沧海百年》作为中央电视台年度大戏2004年10月在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等上百家媒体发表了“台湾三部曲”的报道……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台湾风云》出版后不久，台湾雾峰林家基金会会长、84岁的林双忆女士看到有关报道，专程从台湾赶来，她说，你要写写我们林家，我们林家四代忠烈啊！林家和日本是不合作的，日本利用把在台湾有影响的大户的田产低价卖出的方式令其家道败落，她拿出日据时期的田契给我看：“你看你看，买家和卖家是一个笔体……”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真的非常感动，也体会到了什么叫作责任，这是我写了十年的主要原因。 2002年，父亲查出胰腺癌，当时写作正是在最紧张的时候，父亲说：“我要看到你写完！快写！别老来看我！” 每天写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在和父亲的生命赛跑，心情很苍凉，一边在给自己加码，一边被一种悲凉感包围着……深夜，一个人很孤独，常常想哭。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去做？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催促我写，那不过是百年前来自大海的声音，为什么我要像赌命一样去写？在坚持的过程中，自己的生命也成熟了很多。你知道了，生命不只是快乐，不只有惊喜，也有很多消失，很多遗憾，因为最终我父亲没有看到……但是在缺憾之中，在你努力的时候你的生命更有力量了。你对生活的理解可能会因此比其他年轻人更多一点。记者：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呢？阎延文：这“三部曲”从拓荒写到1945年共300年，第三部《青史青山》贯穿始终的人物是连横（连战的祖父），他毕生都在写。他是个报人，当时的写作环境极其恶劣，一次一次被封查，他说你可以夺走我的一切，就是不能夺走我的笔；他说一个民族你可以灭掉它的政权，但你无法灭掉它的历史——青山青史未能忘。这是一种很文人的、很孤绝的姿态，当我很艰难的时候我就想，总没有他难吧！他写《台湾通史》也用了十年。如果我写不完，会很对不起我已经看到的这些故事。进入所谓消费时代，文化中就只有消费了吗？我们是不是要有一种精神，重建信仰？听到过一个笑话，说全世界有56亿人，有43亿人有信仰，唯独把中国人排除了。其实这是没有读懂中国人，中国人的信仰是很柔韧的，埋在文化之中，继而又体现在一些作品、文字之中。那是一种实践性的信仰，是“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仰。正如我所梳理出的那段历史，那些人物。

新闻中心讯（记者李琴  高静）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一首丘逢甲的《春愁》拉开了“中青大讲堂”名师系列讲座的序幕。

10月18日晚7：00，小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挤满了慕名前来听讲座的学生。著名作家阎延文女士应院团委邀请在此“评说台湾三百年历史文化”。讲座由团委书记胡伟主持。

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中，阎延文女士细数台湾政坛风流人物，点评台湾风俗人情。从林则徐女婿、郑成功知音，一代儒将沈葆桢到建议台湾建省第一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日昌；从台湾第一巡抚、“台湾近代化之父”刘铭传到“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从他们保卫台湾的军事才能到他们作诗为文的儒雅气质；从他们混迹官场的奇闻趣事到他们治台为人的点点滴滴……阎延文女士以文学的语言翻开了台湾三百年的历史文化史册。

在聆听了阎延文女士的精彩演讲后，现场同学和她展开了互动交流。阎延文女士详细地回答了同学提出的关于台海现状、李鸿章的评价等问题。最后讲座在谭嗣同的诗中落幕：“世间无物抵春愁，和向仓暝一哭休。”

阎延文女士1972年出生在北京，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7年25岁获文学博士学位，时为全国最年轻的文学博士。1995年开始，她用长达10年的时间创作了160万字的系列长篇小说“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沧海神话》和《青史青山》。她的作品被台湾出版界称为“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2006年5月，阎延文访问美国，受到在美著名汉学家赵浩生、夏志清、董鼎山等高度赞誉，被夏志清称为“中国当代的张爱玲”。

此次讲座是“中青大讲堂”名师系列的第一讲。“中青大讲堂”以“纳百家思想之精髓，揽天下视野于一炉”为宗旨，为全院师生提供跳跃思维、开拓视野的交流平台，旨在营造学院良好、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繁荣学院的学术文化。“中青大讲堂”是由学院团委主办，学生会承办的大型系列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学院团学活动品牌建设的“亮点”工程之一。自2004年开办以来，在学院有关职能部门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得到校内外和社会各界的认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着良好的知名度。（摄影/赵倩倩    任仲林）

链接1：阎延文的“台湾三部曲”

“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台湾风云》，以1885年台湾建省到1895年台湾割让的历史为背景，描写爱国诗人丘逢甲等人泣血保台的可歌可泣故事。第二部《沧海神话》讲述了台湾三百年沧海桑田的拓荒故事，描写了海峡两岸的亲缘、血缘、史缘和情缘，表现出大陆九龙江畔的渡海文化与高山族文化的血脉融合。第三部《青史青山》则书写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祖父连横与台湾先民九死一生，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历史情缘，反映了以台湾命运为轴心的中华民族数百年的奋斗史和抗击日本侵略史，特别是那些在抗击日军50年占领期间牺牲的60万台湾军民作出的抗争。（来源：中国网）

长篇小说《台湾风云》，获2001年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入选中宣部等七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图书”。2003年起，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等多家机构，三次召开“台湾三部曲”新书发布会。目前，海外汉学界提出“阎延文现象”，认为“描写台湾300年历史的作品，阎延文的《台湾三部曲》是海内外最全面、最权威的。”

链接2：“中青大讲堂”主要系列讲座情况

2004年4月7日，当代著名作家、原国家文化部部长王蒙来我院讲学。题目为《文学与生活》。

2005年4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谷安林研究员来我院讲学。题目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若干问题》。

2005年3月11日，国家人事部人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人事与人才研究所所长王通讯来我院讲学。题目为《青年成才规律之我见》。

发布时间： 2006-10-31 22:18　光明网

作家阎延文（中）回到母校演讲 从人大附中首届实验班走出的阎延文 　　本网讯(记者郑炜)  2006年10月31日下午，中国著名青年女作家阎延文博士回到母校为学弟学妹们首开讲坛。人大附中综合楼四层报告厅座无虚席，还有不少分校的学生赶来一睹学长的风采。看着座位上纯真清新的面孔，阎延文学长动情地表示：“ 我非常感谢母校的培养。”她满怀深情地向大家介绍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校园中学习和生活的情景，并特别强调说：“人大附中从那个时候起就有非常好的学风，每个学生都会在学业上不断地认真学习和探索。如何敞开思路，在人生中选择好自己的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古训一直激励着我。” 　　在会上，阎延文谈起了自己历时十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台湾三部曲”。三部作品包括《台湾风云》、《沧海神话》和《青史青山》总计140万字。第一部《台湾风云》写了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台湾人民宁愿人人战死也不愿割让台湾的悲壮故事。阎延文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时已经开始，台湾是当时抗日的正面战场。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品很少，反映台湾正面战场的几乎是空白。阎延文说，她希望用小说“台湾三部曲”来书写民族的百年沧桑，弥补这个遗憾。 　　阎延文说，从书本中可能熟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大陆战场，但对台湾抗日战场的了解较少。其实，台湾抗日是一段真正的血与火的悲壮历史。从1895年6月至10月，在四个半月的保台抗战中，台湾军民大小激战一百多仗，打死打伤日军三万两千多人，这个数字是甲午战争大陆战场日军伤亡总数的两倍。日本皇室代表、北白川能久中将，陆军少将山根信成等高级将领纷纷抛尸台湾，而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只有大刀、土枪，没有粮饷，也没有预备队的普通台湾百姓，这无疑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我被这段历史所驱动，因而写下了《台湾风云》。这是1895年的台湾，距大陆全面抗日还有42年，距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还有36年。台湾抗日与大陆抗日一脉相承，最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的血气和铮铮铁骨。 　　阎延文在小说创作中描写了很多清代赴台名臣。她说，在近代的历史文化名人中，如著名的大师胡适的父亲胡传，1889年到台湾任台南盐务后，积弊一清，盐务大有起色。1893年任台湾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领镇海后军各营屯。在台东州为官期间，奖励农桑，教育原住民；以文官兼武职，整顿营务，巩固海防，心力大多投注在军事方面。从这些记录里，不但可以看出清代末年政治和军事的一部分情形，也可以知道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态度，以及一个实事求是的读书人对于改进政治的措施。这些理想，虽因台湾割让日本而未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近代中国边疆的开发史上，其事迹足以名垂青史。胡传在台湾达到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又比如谭嗣同的哥哥谭嗣乡及梁启超等，都为台湾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讲座结束后，许多同学向阎延文提问，如：您对目前内地精神灵魂与台湾的精神灵魂是渐行渐近的吗？日本对台湾的想法？内地和台湾文化上有哪些差异？最喜欢您小说中的哪个人物等等。阎延文都一一给了详尽的回答。 校长刘彭芝(当年的班主任)向阎延文赠书 学生代表向学长阎延文赠送校内刊物 倾听讲座 接受校内小记者采访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积极提问